于丹的秀场、笑场与下场

 "对于丹现象的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欢迎分享。作者待查。" 编者

“避谈制度恶, 犬儒文化精神下, 于丹爱卖人格良知,,,"  高源，并供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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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剧院的昆曲专场，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教授刚登台遭到起哄，她刚说了一句“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……”，就被在场观众嘲笑“不用你代表”、“下去吧”，“滚下去”、“快滚，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”。于丹颇识趣地站到后面，下面观众还不放过，高呼“于丹滚下去”。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，临走还忘不了说了一句：“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一切真如同天意，从秀场到笑场，最后下场，于丹无疑完成了一种她心目中的完美轮回。 

作为刚刚参加完十八大的明星代表，于丹这国学大师脚下的红地毯似乎正越来越宽广，从“才女”、“美女”到“超女”，这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奶妈几乎成为这个年代的鲜亮标签。依靠百家讲坛这个“太监课堂”，易中天弘扬中国悠久伟大的阴谋文化，阎崇年歌颂满清统治精髓和崇高的皇权文化，而于丹则以极度的体贴和温婉，致力于激发“咱老百姓”的感恩文化，这对营造“和谐社会”可谓功不可没。 

于丹对《论语》有一个标志性的总结：“说白了，《论语》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，适应日常秩序，找到个人坐标。”于丹告诉人们：“幸福只是一种感觉，与贫富无关，同内心相连。”于丹和中央电视台的观点是一致的，那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是幸福的，你之所以不幸福，就是因为你的眼睛“看外界太多，看心灵太少”。于丹最典型最标准的语句模式是：酒足饭饱的午后，你丫坐在窗前，阳光款款，手捧一杯清茶……你喝的只是茶么？不，不是茶，而是那一缕温暖的阳光；你品味的也绝不仅仅是这杯茶，而是生活的无限美好与满足……最好再加点背景音乐《感恩的心》之类，那效果就更好。 

鲁迅如同一位预言家，他曾经讽刺一种国学大师说：“即使无名肿毒，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，也便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。国粹所在，妙不可言。”于丹的优势并不在脑袋，而是天生一张伶牙俐齿。她的长项是口吐莲花。在她嘴里，世界无处不美好，生活无处不美好。即使所谓的丑恶，也是因为你心中有丑恶。如果你心中充满感恩和美好，那么生活就真的从此美好了。对此逻辑的支持语句是：看山是山看水是水，或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，佛说道说上帝说云云。 

于丹告诉你：“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，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，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。”于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，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，摘章寻句，书袋掉不停，简直是出口成章，句句经典。事实上，在中国当下这个娱乐至死的反智社会，这种精心炮制的心灵鸡汤和精神鸦片，已经足够感动得无数家庭主妇热泪滂沱了。 

在古希腊伯利克里的光荣时代结束后，以狄奥根尼为代表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犬儒”——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冷漠畏避、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。 

事实上，早在狄奥西尼之前，一个焚书坑儒的中国已经进入“犬儒时代”。无数知识分子自我标榜其“犬儒”姿态，把这种精神胜利法视为对抗权力和暴力的万能丹药。比如西晋暴政下的“竹林七贤”……在许多中国旧文人的笔下，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，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，将“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”，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。 

如果说批判是人类思想的本能，那么犬儒主义就是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，对世界选择无视，至于从批判走向赞美，则更接近于腐儒文化和太监文化。于丹的成功在于将犬儒主义和太监文化演绎到一种极致。这种极致标榜了一种态度，这种态度就是逆来顺受，把肉麻当成感动，把强奸当成做爱。教导人们要懂得享受强奸，让强奸产生快感，以感恩的心来看待强奸。即使强奸真的是痛苦的，那么强奸之后的片刻喘息仍然值得珍惜和赞叹。这是一种精致的煽情，精致令人陶醉，令人热泪盈眶。有人这样说，强奸是一种耻辱，但于丹告诉你，要以一种悲悯来看待强奸和强奸者。 

从三聚氰胺到PX，一起起“群体性事件”告诉人们，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与对话。于丹以居委会老大妈的方式展示的是官方的权力意志，即所谓主流文化。打一个巴掌揉三揉，重点是揉，自娱自乐，一厢情愿。“只有……才能救中国”。提起这一揉，余秋雨动辄就热泪盈眶，倪萍动辄就热泪盈眶，朱军动辄就热泪盈眶……说到国庆60周年时情不自禁：“咱妈60大寿啦，咱做儿女的能不表下孝心么……” 

随着体制的腐朽和意识形态的崩溃，标榜传统权力秩序和等级文化的儒家思想被临时抱佛脚地搬了出来，一方面用来妆点“大国盛世”，维护特权与暴政的合法性，一方面来抵制和消解现代理性启蒙和公民意识的觉醒。只是，作为表演者的于丹们无法改变它们强奸者的傲慢身份，他们的姿态是示范给被强奸者看的。他们的感动与感恩也是示范给沉默的大多数看的。“与民同乐”，他们需要的是被强奸者的感动与感恩。他们要的是被强奸者和他们一起叫床，要一起达到高潮，这才叫和谐。 

于丹不仅是反智的，而且是反思想的。于丹的意义在于以道德来替代思想，让人们以为道德就是思想，就如同有钱就是道德。于丹说：中国人不崇尚选举，不崇尚制度，但崇尚道德。这种精英论调表达的只是一个不受监督和杯葛的权力的偏见与傲慢。和这些权力精英推举出的伪君子比起来，来自民间草根的芙蓉姐姐和凤姐倒显得很真诚。她们以自己的天真赢得人们的耻笑，而于丹们则在耻笑人们的天真。 

很多时候，道德堕落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贫乏。在童话的语境中，猎人会自以为狗也和他一样喜欢打猎，渔夫也总会热衷于向一只蚯蚓宣扬垂钓的乐趣。当蚯蚓真的认为垂钓是一件神圣而幸福的事情时，它已经葬身鱼腹了。对蚯蚓来说，它真的会和渔夫一样，认为垂钓是一件赏心乐事么？于丹认为是的——子曰：子非蚯蚓，安知蚯蚓之乐乎！ 

真正的现实是如此残酷，残酷得令人难以面对，所以有人选择了回避，有人选择了逃避，也有人选择了屏蔽。于丹以一种肉麻的伪善，提供给深陷权力困境中的人们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精神自慰。好比砍你脑袋时，给屠刀消消毒；砍完之后给你的脖腔止止血。这种伪善试图掩饰的是宰割这种真相本质。 

面对现实，一个腐朽的体制选择了一条鸵鸟式逃避之路，从不争论到不折腾，实际就是不承担不面对，掩耳盗铃，得过且过。闭上眼睛，则一切都不存在。意淫的中国如同一场庸俗而永不落幕的春晚，歌舞升平，喜气洋洋。这样的皇帝新装何等美轮美奂。从余秋雨到于丹，从二月河到阎崇年，这些既得利益者者不遗余力精心泡制着味道甘美的“迷魂汤”，正如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中的一句台词：“连服三月则神志不清。” 

在这种于丹语境中，一切不幸的悲剧都被转换为感人的喜剧。当孙志刚死亡真相被披露后，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仓促取消，领导多么英明啊！当官商煤矿对矿工进行集体“活埋”时，领导抱抱矿工的孩子，领导多么仁爱啊！当农民爬上塔吊自杀也要不回自己的工钱时，领导帮他要了回来，领导多么仗义啊！当爹娘辛苦了半辈子也给孩子看不起病时，领导解囊相助，领导多么有爱心啊！ 

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：“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，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，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。也就是说，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，实现的商业、文化与政治的结合，这本身就是最具‘中国特色’的。”出于对真相的恐惧，于丹以自欺欺人来自我标榜和自我陶醉，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矫饰和作秀，是一种“语重心长”“何不食肉糜”的虚假姿态。它的用意是迷惑和反智。迷惑是利用人们的善良情感，加以引诱和欺骗；反智是扼杀人的理性和常识，使人弱智化反智化，丧失思考能力和是非辨别能力。 

蚯蚓会为“和渔夫一起钓鱼”而倍感荣幸和幸福吗？当渔夫标榜自己和蚯蚓的和谐时，这就是作秀。从掩耳盗铃叶公好龙到打肿脸充胖子，中国无疑是一个最热衷于作秀的国度。为了秀，大跃进中我们可以超英赶美把活人饿死；为了秀，奥运会可以把农民工赶出北京；为了秀，可以给秃山刷绿漆；为了秀，可以以城市的名义断了所有小贩的生路；为了秀，可以用房地产的手段把穷人赶出城市…… 

据说2000多年前的庄子时代，秦王得了痔疮，坐立不宁，非常苦恼。有一个小臣进言说：“可以用舌头一点一点舔破痔疮，再把溃烂的部分用嘴吸走，这样大王你的病就好了。”秦王一听很高兴，就悬赏说：破疽溃痤者，得车一乘；舔痔者得车五乘；所治愈下，得车愈多。一时应者如云…… 

就在于丹们在温暖的北大剧院欣赏优雅的昆曲时，5个被遗弃的孩子在贵州毕节街头冰冷的垃圾箱中悲惨死去—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。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在中国不再是童话，而是残酷的现实。于丹被人们赶下了北大讲台，然后，“大眼”李承鹏被请上了北大讲台： 

“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，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……这是现状。大家彼此靠谎言，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。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：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。”